在谈到奥巴马政府向亚太的“转向”政策未来将如何演进时，李侃如表示，“转向”政策既取决于亚太地区的事态情形，也取决于美国能否解决好国内问题。他说：“亚洲的领土争端问题现在变得很突出，这些‘老安全问题’似乎暂时替代了如气候变化等‘新安全问题’，也干扰了全球化议程。我希望在这些‘老安全问题’上不要发生意外事件，使我们难以回到新安全议题和全球化议程。”他还强调美国向亚太的“转向”政策不是要对付中国：“中国在亚洲的中心，美国需要的不是与中国的冲突，而是与中国的合作，合作符合所有人的利益。所以，冲突是最坏选择，不是第一选择。”他称“转向”政策成为真正的对中国的限制的唯一可能是，“中国在亚太地区的行动和军事态势导致区内冲突或对中国的恐惧，那么美国就面临来自盟国和伙伴国的压力，要变得更加强硬”。

李侃如对美国与中国双方对彼此长期意图的猜疑“仍在增长”表示忧虑。他认为，美中之间的许多对话机制仍未能解决双方对彼此长期意图不信任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不解决，“其潜在的成本很高”。“也许最终我们不得不要管理一种互不信任的关系，这也不是不可能做的事情，但相互信任无疑更易于管理关系。”李侃如说。他认为当前美中之间的对话机制都着眼于解决“眼前的短期问题”，“没有一个真正解决长期的未来的问题”。“我们需要对长期的、未来的问题进行严肃对话，譬如我们对各自未来十年在亚洲的军事态势有何期待？各自军事态势背后的理念是什么？各自的核心关切是什么？”他建议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重新分成两轨，同时扩展中美战略安全对话，每年进行不只一次的定期会谈。

在谈到奥巴马新政府对华决策圈内是否会有中国问题专家时，李侃如说：“对我来说，一个中国问题专家意味着他对中国的体系、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有足够的研究，使他能够理解中国决策的形成、程序以及如何诠释这些决策。如果以此来定义中国问题专家，那么我认为奥巴马新政府内助理国务卿之上的决策层内不会有中国问题专家。我想这是一个问题。国内因素往往对外交政策有很大影响，不理解对方的国内体系会带来问题。”

李侃如最后对本网记者强调，美国与中国作为两个全球性大国，两国经济对世界经济都很重要，两国在广泛的国际问题上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两国的共同利益是巨大的。“我们当然有着各自的国家利益，有时甚至会有利益冲突，但我们的共同利益是最主要的。”他特别指出：“没有亚洲国家想在中国或美国之间做出选择，我们两国在确保这些国家十年后不必面对此选择上做得还不够。如果这些亚洲国家真的面临这个选择，每个人都是输家。”(记者 王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