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昌星和三鹿奶粉之类案件在今天层出不穷不是偶然的。它是国家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伴生物，是社会痼疾和体制缺陷的集中体现，是一个古老国家走向文明进步的必经阶段。当今潜规则的盛行，既带有转型时代的特点，也有传统中国的因素，更有民族心理的负面作用。“潜规则”其实是“钱规则”。如同“镀金时代”概念所揭示的，金钱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这个时代的核心，但在表面的金光之下，这个国家仍面临着诸多深刻的危机。

一

厦门特大走私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查处的最大一起经济犯罪案件。涉案金额之大、人员之多、案情之复杂、经济犯罪和腐败问题之严重，让人触目惊心。出生在福建晋江的赖昌星小学都没有毕业，却极善钻营，通过金钱、女色等手段，大肆贿赂腐蚀党政、执法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及关键岗位工作人员，在厦门关区苦心经营多年，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组织严密、手段狡猾的“走私王国”和共犯结构。赖昌星走私在厦门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但正式机构和正式规则对赖一概失效，有人戏称赖是“地下关长”。赖虽然读书不多，却悟性极高，谙熟中国社会潜规则尤其官场潜规则，并且手法娴熟，如鱼得水。事态发展严重到危及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以致最高决策层不得不痛下决心，以国家的力量来对付这样一个不法商人，这也是前所罕见的。赖案暴露出来的社会和官场生态其实是可怕的，不禁让人们想到丛林法则和野蛮社会，它把维持这个社会运行的基本的价值链和利益纽带赤裸裸地暴露在世人面前，它所揭示的社会深层规律既冷酷无情又发人深省。正式规则已经名存实亡，金钱和关系学大行其道；社会看似混乱无序，却又有一定秩序、尊崇一定规则。通过赖案可以发现，真正在维系社会秩序的，其实是看不见却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潜规则。赖案不过是把一个好看的外衣戳破了，让我们看到了事实真相。

吊诡的是，这样一个在中国呼风唤雨的江湖中人，狼狈跑到加拿大并想尽办法滞留不归之时，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循规蹈矩不敢轻举妄动的良民形象，当然这有赖负案在身夹着尾巴做人的因素。但加国严密的法律制度和良好的法律环境应该是主要原因。在这里，赖的江湖气派不上任何用场，昔日屡试不爽的手段一概失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赖的命运，也完全依赖加国这种正式规则的保护。过去有这么一句话：好的制度使坏人变成好人，坏的制度使好人变成坏人。这在赖的身上似乎得到一定的体现。说句公道话，最想遣返赖昌星的，其实是加拿大行政当局。——仅仅因为这样一个近似无赖的小人物，竟然使得两个重要国家的关系长期陷于僵局，造成的损失无法用金钱计算，这当然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但在强大的法律规则面前，加政府也无能为力。案件既然已经进入到正式规则体系中，就必须要按照游戏规则一步一步走程序。在加国，正式规则或者制度的力量之强大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这里显然没有潜规则的运作空间。

赖昌星遣返案折射出两种制度或者两种文化的不同。我们曾经想不通加国为什么要收留这样一个无赖，甚至不惜背负“犯罪者天堂”的恶名声，不惜让自己与一个大国的重要关系停顿下来。现在我们知道，加国表面上保护的是一个来自其它国家的逃犯，实际上保护的是它千辛万苦得来的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这其实也是加国的立国之本。因为赖昌星遣返案，我们知道了那些刻板甚至有点迂腐的司法程序、那些刻板甚至也有点迂腐的法官、那些必须无条件摆上桌面的呈堂证据，看到了由于赖案加国上上下下表现出的尊重法律尊重规则的意识。加国选民并没有因为政府用纳税人的巨资打一场耗费时日的官司而对当局有任何的怨言，相反却认为这样做天经地义，不这样才不正常。一切程序都是公开的，一切观点也都在公开辩论。制度和程序设计严密到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的暗箱操作。你可以指责他们不够灵活变通，但你不能否认他们对规则和程序的坚守、对信念和原则的坚持。规则（法律）高于一切。既然制定了规则和法律，就要无条件地严格遵守。多一点规则意识、多一点只问法律和证据不问人情和世故的刻板迂腐的法律人，对一个现代国家的极端重要性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

赖昌星在中国和在加国的两种极端表现是耐人寻味的。通过赖案，我们终于知道发展中的中国所最欠缺的是什么，显然不是几万亿的外汇存底，不是每年两位数的发展速度，不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的繁华都市，甚至也不是全面小康的发展水平，而是契约责任、规则意识、诚信体系、法律环境，这是我们迈不过去的坎，是缠绕我们内心的结，也是赖案给我们的意外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