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体制改革事关全局，必须继续攻坚克难，持续推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经历了启动、展开、突破三个阶段。改革的历史实践表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基础和活力，在于管理和运行体制机制的效率；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在于管理和运行体制机制的科学性；文化体制实践层面的变革，总是先于观念（理论）层面的变革；机制层面的变革，又先于体制层面的变革，这是30年来文化发展实践中不容否认的事实，也是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

十六大催开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一批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之花。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胆探索，分类指导、区别对待，先行试点、逐步推开的指导下，不同文化单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性质定位和深化改革的路径与目标日渐明确和完善，公共服务和市场经营双轮驱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比翼齐飞，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文化体制的理论和实践中，因长期囿于意识形态壁垒的障碍而认识模糊的误区，终于明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天地，也由此大大廓清和拓展。

不容忽视的是，文化体制改革由于受到经济基础、政治体制、文化传统、意识观念、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市场规律，甚至历史习俗、社情民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召开，表明全党对于新时期特别是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发展的充分肯定，也指出要全面实现十七大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两大一新”的总体要求，任重道远。

六中全会决定的新提法、新思路、新要求、新措施

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集中全党全国智慧，以世纪视野和全球战略眼光，审视内外环境，体察世情民意，把握人文脉搏社会心态，出现了一系列新思路、新要求、新措施、新提法，值得认真学习，反复研读，深刻领会，全面贯彻。

第一，《决定》首次提出，党在文化领域上的政治定位“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具有承前启后的实践指导意义。

第二，新时期特别是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发展的实践方向和路径，《决定》首次将其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意义深远。

第三，《决定》强调三个“更加”和四个“越来越”，对于正确理解和全面把握决议中提出的处于“关键时期”和“攻坚时期”的当代中国文化工作的重要性，可谓画龙点睛。

第四，《决定》特别强调执政党要提升“文化自觉”。《决定》第九部分关于加强和改进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的一系列新提法和定位力度前所未有，体现了党在宏观战略思想上的新飞跃。

第五，《决定》关于党在文化建设方面的总任务、总目标和近期要求具体而明确，具有重大指导与实践意义。

第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被置于重要位置，并对合力推进思想文化战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做出了新的全面部署。

第七，《决定》首提“文化创作生产”新概念，不仅涵盖了历来强调的文艺创作生产，也包容了社会科学理论方面的创作生产。《决定》对“三无愧”优秀作品的呼唤和强调，表达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全民族对文化大师、艺术巨匠的殷殷期待，而“完善文化产品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等要求，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第八，《决定》首次明确“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并对实现“让群众广泛享有免费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提出具体目标，可操作性大大增强。

第九，《决定》首次将“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的国家发展目标列入党的工作目标，而且科学阐述宏观布局和微观细目，产业链明晰。

第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决定》全篇重点之一，突出了创新与务实，尤其是政策保障执行期限的延长引人注目。

第十一，首次将“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纳入各级党委政府的“政治责任”，明确要求“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重要位置”“把文化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把文化改革发展成效纳入科学发展考核评价体系”意义非同寻常。对于从领导层面确保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的全面贯彻落实，无疑具有现实政治意义。

文化体制改革，是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文化领域的伟大创造。中国文化体制改革成功之日，必定是中国文化重铸辉煌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