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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认为，幸福感不仅包括快乐体验的个人情感，还包含人际和谐、事业成功的社会情感。作为国家基层工作人员，乡镇干部有什么样的幸福体验，既涉及干部个体的福祉，也关系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甚至是和谐社会的构建，对其展开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不少人认为，乡镇干部群体的社会地位较高、收入也不低，应该是比较幸福的群体。但我们在对我国西部某省乡镇干部群体进行抽样调查后，发现结果却异样复杂。

我们采用国际通行的幸福感量表，从正反两个方面的四个维度即身体压力（如“我不想吃东西，胃口不好”）、人际压力（如“我觉得别人不喜欢我”）、意志消沉（如“我觉得沮丧”）与快乐体验（如“我生活愉快”），对 132位乡镇干部进行了问卷调查，共获得有效问卷119份。年龄在23和50岁之间，其中女性29人。

调查结果表明，在乡镇干部面临的各项压力中，身体压力最高，其次是意志消沉和人际压力，三项压力指标均略高于我国西部相同年龄段人群。同时，乡镇干部的快乐体验得分要高于各项压力，接近西部相同年龄段人群。这说明，乡镇干部有较大的心理压力，但也体验到一定程度的快乐，呈现出“痛并快乐着”的矛盾情感。

部分乡镇干部感到痛苦，主要体现在身体压力、意志消沉和人际压力三个方面，这在女性干部身上表现更明显，且与个体竞争性存在正向关联。就社会环境而言，乡镇干部的身体压力主要与工作时间长、负荷大有关。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多数靠乡镇层级来落实，可谓“上面千根线，下面一针穿”，同时乡镇干部还必须处理大量日常事务。有些乡镇干部出现意志消沉主要与工作中的挫败感有关。群众的高要求、上级的硬指标、“一票否决”的高压线等都会影响乡镇干部的心情，以致产生挫败感；尤其是心怀强烈职场梦想的干部，往往要忍受职场“天花板”效应下的激烈竞争，这更加重了沮丧感的滋长。乡镇干部的人际压力主要与干群关系和官际关系存在不同程度的紧张有关。乡镇是群众面向政府、维护权利的第一关口。尽管免除农业税后，乡镇干部与群众的关系相对缓和，但由于工业化进程加快、城市迅速扩张、失业群体增大带来的占用农地、环境恶化、社会治安问题等都成为乡镇干部和群众难以一时妥善解决的冲突源。在官际关系方面，既存在官僚制自身产生的制度压力，也有权力等级带来的势能压力。从中央部门到省、县的各项工作任务都会在乡镇层次集中展现，“一票否决”制度有增加趋势，乡镇干部的任免权又多来自上级，因此，上下级之间很容易形成“猫和老鼠”的关系、人身依附关系等不良官际关系。反过来，乡镇干部的各种身心压力也会影响他们对工作负荷、职场竞争与社会关系的适应，二者共同削弱了他们的幸福感。数据显示，乡镇干部的抑郁总分为 15.05分，高于西部同年龄段人群的12.89分（样本量为1672）；抑郁倾向比例为 13.6%（抑郁总分大于 25分），这说明部分乡镇干部幸福感确实不高。

数据同时也显示，乡镇干部也体验到一定程度的快乐，并且他们的快乐体验主要与自尊、自信等个体性因素有关。这与乡镇干部存在抑郁倾向并不矛盾，因为此处的快乐体验实际上主要是乡镇干部个体独自感觉的幸福——这和干部群体处于社会各阶层之首，个体乡镇干部具有比较强的优越感有关。然而，如果没有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个人的所谓快乐最终也很难保证。以此出发，建设和谐的社会环境对于满足个体和社会整体对幸福的期盼十分必要。就乡镇干部而言，个体快乐体验较高，而一涉及关系他人的集体环境时则压力较大。这既是中国特色，也和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过快、不全面的幸福感有关系。

乡镇干部群体的这种痛苦和快乐并存的矛盾情感，从现实性上讲，与社会环境的复杂变化有关。一方面，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明显进步，个体的经济收入、生活水平都有显著提高，自我意识、生活舒适度和满意度也都在增加——快乐感提高正是社会发展环境变好的结果；另一方面，各种社会问题依然存在，阶层间收入差距较大、工作负荷加重、人际关系紧张、社会挫败感较强，等等，又会导致心理压力的增大。这一切难免会对置身其中的乡镇干部产生复杂而多重的影响。

众多研究表明，健全的自我意识、良性的社会支持与及时的心理援助，一直是促进幸福感、缓解心理压力的有效途径。因此，矫治基层干部的心理抑郁倾向，提升其幸福感，就目前而言，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支持乡镇干部继续保持自我肯定的积极心态，并鼓励他们追求健全的自我意识，使其扎根于自我修养之上、而不仅仅是来自社会权力与物质财富，如此构建的幸福是“与人乐乐”的社会情感、而不仅仅是“独乐乐”的私人情感或自我感觉良好。二是引入心理援助计划（EPA）。国内很多知名企业为员工提供了心理援助服务，实践证明该做法对提升企业凝聚力和执行力都有益处。国家也应酌情考虑对干部群体实施类似心理援助。虽然国内有的干部培训机构提供了身心调试的有关课程，但该举措只具短期效应，很难发挥长期效用。可考虑靠持久的心理援助计划，帮助部分基层干部缓解心理抑郁情绪，使其身心放松地投入工作。三是建立和谐的干群关系。执政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政府的工作原则是为人民服务。从这些质的规定性上看，干群关系应该是融洽和谐的。增加公仆意识、竭力为民办事是建立和谐干群关系的保障。在制度上，要注重“顶层设计”，做到“权为民所赋”，使干部切实为群众服务，而不是选择为上级服务。四是建立和谐官际关系。干部彼此间的关系能否正常是影响干部人际压力的重要因素。建立以平等、团结为主要内容的和谐官际关系，有利于减轻干部的人际压力。当然，还要畅通基层干部晋升渠道，尽力避免或减少“天花板”效应下的不良竞争及各种压力。五是注重干部群体的家庭和谐工作。一个充满温馨和爱意的家庭，多会产生和滋养幸福感较高的家庭成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亲情社会而言，家庭是心灵的归属地和避风港。乡镇干部工作压力大、关系头绪多，此时来自家庭的亲情支持和关爱显得尤为珍贵。

总之，我们经过调查发现部分乡镇干部既体验到明显的身心压力与挫败感，也拥有一定的自我良好感觉，呈现出“痛并快乐着”的矛盾情感。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主张的全面的幸福感，需要将自我感觉的提升与和谐的社会关系相结合。当然，这有赖于社会的全面进步，以及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充分、自由、和谐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