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个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光芒闪烁的“奥运缶”，在3月8日拍出5000万元的高价，但媒体人士周筱赟在网上撰文指出，“奥运缶”是丧器，花钱买是冤大头。其中引用了文化学者朱大可的观点：缶是丧礼上的乐器，用来表哀伤之情，属低级乐器；汉之后缶只剩丧器含义，到现在湖北民间还有丧歌队的传统；众人击缶唱丧歌，正在申请文化遗产。

　　“国之大事，在祀在戎”，一个国家最重大的事情，一是战争，保家卫国，一是祭祀，感恩天地与先人，使整个国家获得精神与道德力量。任何一个朝代初建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找寻散落在民间的前朝宫廷乐人，通过他们来重新制定乐舞规制，一方面用于大型祭祀活动，另一方面用于宫廷宴乐之娱。

　　古希腊的悲剧及其音乐形态也是源于祭祀酒神，春天来临的时候，人们期待酒神复活，举行哀歌仪式，边走边歌唱，后来发展成了剧场悲剧。我们不能说悲剧是用来祭祀神灵的艺术形式。

　　如果说中国传统诗歌中“愁”与忧伤是最普遍的情感表达的话，那么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哀音”也弥漫于各种情境。我们现在听到的并不算古代的著名音乐，如《二泉映月》和《梁山伯与祝英台》，都充满悲剧性的哀婉，我们不能说这种音乐是不吉祥的文化作品。

　　缶是酒器，有专家说“盆”是大口的器具，而“缶”则是小口器皿(酒器)，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庄子的妻子死了，他鼓盆而歌，这并不能证明盆就是祭祀乐器，只说明庄子家里没什么可鼓可敲的了。我们在史料记载中，并没有看到古代传统社会中宫廷祭祀时正式用缶作为乐器使用，或仅充当祭祀乐器使用的记载。

　　缶在奥运开幕式中使用，是一个创举，也可以说是一个败笔。说它是一个创举，是因为它将一个陌生的文物抬到前台，让全世界瞩目惊叹，陌生感产生神奇感，其魅力与冲击力是巨大的。说它是不明智之举，是因为几乎没有一个专家学者能将缶向公众说个明白，现在还在为缶是不是祭器而争论，甚至将其视为不祥之物。特别是，动用军人来整齐划一地演出，美则美矣，但声势浩大之余，总能使人想起一些不愿意看到或想到的意味。

　　秦人击缶，不仅被别的国家人视为没文化的表现，连他们自己也觉得汗颜。因为与楚吴文化、齐鲁文明相比，他们除了会击缶，根本不会更丰富复杂的乐器，也没有素质体会人丰富的内心情感生活，他们更多是在追求战争的胜利与权谋的目标。

　　说穿了，秦人有点像古希腊时代的斯巴达人，秦朝后来除了在文化史上留下焚书坑儒的恶名，除了留下宏大的陵墓与陪葬的兵马俑，在文化精神上乏善可陈。将秦人的粗鄙方式引入奥运开场，并用军人整齐划一的击打来表现艺术，它产生的是“现场”效果，而不可能是崇高的“艺术”效果，因为人们更愿意看到欢乐的歌舞。为追求气势与宏大排场而处心积虑，会背离文化的精神追求。(作者系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