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重庆高考文科状元何川洋，近日被证实为民族成分造假，其加分资格已被取消。至于其高招录取资格是否要一同被取消，目前还要等待教育部的调查、处理结果。此前，重庆石柱县常务副县长汤平的女儿汤蕤蔓也被证实为民族成分造假，两则新闻出现的“时差”，不过数日而已。

在何川洋、汤蕤蔓身后，因民族成分造假而被取消加分资格的重庆考生，一共有31人之多。而他们两人，倒是被媒体给予了特别关注。关注汤蕤蔓，是因为她的父亲为石柱县常务副县长；关注何川洋，不仅因为他有状元的身份，更因为他的父亲为当地招生办主任。可见，两个特例的身后，都有着权力的身影。

先来看看汤蕤蔓民族成分“改变”的经过。其父汤平接受采访时称，女儿民族成分的改变，自己原不知情，可能是“下面的人”出于好心，帮他和女儿把民族改成了土家族。当得知重庆市监察局牵头展开调查时，“下面的人”觉得不妥，又给改了回来。身处常务副县长一职，民族成分的改动就能如此容易，以至于都自动生效了？再者，按照1990年开始实施的《关于中国公民确定民族成分的规定》，变更民族成分需经过五个关口层层审核。那么，这些行政部门的层层审核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再来看看何川洋民族成分的“改变”。其父何业大称，“民族(土家族)是我妹妹办理的，当时我还不是招办主任。”但当他成为招生办主任后，明明知道此事的情况下，也并未及时制止。我们需要清楚：招生办主任一职，毕竟不同于其他的公职，该职位处于高招制度中的核心关口，是招生录取的一线把关者。我们有必要问问：这个把关者，这个属于行政部门的一线把关者，就没有相关的回避制度对之进行约束吗？

高考在分数意义上是一种公平的考试，而考虑到多元选拔、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等种种因素，加分政策随之出现，它使得高考公平不再是绝对的分数公平，而是一种分数为基础的差额公平。加分是政策性的弥补，是对单一选拔标准的弥补，是对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弥补，有时也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弥补(例如对英烈子女的加分)，等等。通过政策性的弥补，高考获得了差额公平。但是，加分又何以保持自身的纯洁？政策性加分，与“裸考”分数，两者的可信度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后者有统考做支撑，能确保分数的权威性，而前者运作于各级行政部门中，加分的权威性实则被层层分解掉了。因此，加分政策的公平性，需要以整个权力基层的完善为基础。而这两个被媒体特别关注的造假案例，倒是反映了加分政策在权力基层的实际运作状况。

高考制度有诸多弊端，但我们为何还无法改变它？最重要的是，高考制度以最简单的方式确保教育公平——这种公平是易于操作的，权力的渗透相对来说是困难的。政策性加分则不同，它运作于各级行政部门当中，确保加分的公平性则是难于操作的，权力的渗透是相对容易的。何川洋与汤蕤蔓的例子，算是很好的证明。

因此，没有权力基层的整体完善，加分政策的善意初衷，是很难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