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高考改革的一块硬骨头，异地高考正逐步揭开谜底。教育部日前表示，将会同发改委、公安部、人社部等开展专项督查，并分赴“热点地区”督促指导落实方案。

异地高考改革势在必行，但审慎对待也在情理之中。异地高考条件太严、门槛太高、数量太少，到头来只是少数人的“游戏”；条件太宽、门槛太低、数量太大，流入地的教育资源又会被稀释，流入地学生的利益可能受损。这样的“两难”困境，在北京、上海、广东这些人口输入量大的省市尤为明显。因此，这些地方实行异地高考的难度更大、敏感度更高，其政策还具有导向和示范效应。最新统计显示，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约有50万人，创历史新高；广东省有339万外来工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读书，近5年平均每年都以25万人左右的速度递增。对于这些复杂的生源“变量”，政策如何科学应对？能否实现多方共赢？在制定异地高考政策过程中，这些都是绕不开的难题，不能不慎之又慎。

并非没有前车之鉴。刚刚被叫停的农村学校撤点并校，由于当初只看眼前、不思长远，认为把农村孩子集中到城镇读书可以优化配置教育资源，实际上却加重了政府和家庭的教育成本，忽视了年幼孩子的亲情依恋，还埋下了学生上下学和校园安全的隐患。

这些措施的得失成败警示我们，教育改革必须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既要考虑改革的力度，又要考虑群众的可接受度。在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今天，异地高考已不是简单地做“加法”，而是一种深刻的利益调整。在多元利益格局中，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利益如何协调，不同的利益诉求如何兼顾，难以避免的利益冲突如何平衡，还需要从政府部门到学生家长等相关各方一起来求共识、想办法、找出路。

只有这样，才能让异地高考改革不走样变味，尽可能减少改革成本，也才可能成为一个有力的杠杆，撬动教育公平。（摘自昨日《人民日报》“人民时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