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李宇锋进入广东兴宁市民政局下属事业单位——民间组织管理办公室工作。然而，当地有人发现，李宇锋的父亲正是兴宁市民政局副局长李思中。“兴宁市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即凡是乡镇党委书记和局一把手，均可向上级提出要求，解决一名子女的工作问题。”李思中说，这是市里主要领导表过态的，但是没有发文。（4月14日《南方农村报》）

其实，成文也好，不成文也罢，权力拥有者在自我取利上总是不遗余力，百无禁忌，以致屡禁不止见怪不怪。比如汕尾市烟草专卖局的家族网络，整个汕尾烟草系统与原局长陈文铸有亲戚关系的至少有22名职工。这些亲戚中，有胞弟、堂弟、表弟、妻弟，还有弟媳的亲叔叔等。

曝光的仅是少数，更多隐性的还在潜伏，这其实是世袭规则的公开化。比如温州市龙湾区为解决干部子女就业，就发文明确规定，“高校在读的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子女可列为这次报考对象”。当程序只为既得利益者设计时，其实就变相阻断了其他阶层的上升途径。假若这样的规定长期执行下去，其阶层固化就会更加严重。

社会阶层固化就会形成职业世袭化，官则恒官，商者恒商，已经演变得越来越严重。在“不成文规定”之下，一切利益都优先考虑权力阶层自身。“优先解决干部子女的工作问题”，其实便是职业世袭化的制度设计，并以“拼爹”的形式公然存在，而这一切显然是以突破“逢进必考”的制度底线为前提，是“程序围绕结果转”的敷衍与应付。刚性的人事规定变成了摆设，严肃的考录程序变成了游戏，并因此成为最大的“隐性福利”，这是赤裸裸的“权力自肥”。由此导致底层向上的通道堵塞，社会公平的基础被破坏，规则失范之下便是社会秩序的混乱。

30年来，国家转型在继续，但底层个体命运的转型却在逐渐陷入停顿。职业世袭化不是空穴来风的猜想，而是真切的现实，所谓的“富二代”、“穷二代”或“官二代”，实际就是这种身份属性下的职业标签。当阶层日渐固化后，彼此难以形成交流和互通。于是，仇富、仇官与厌穷就同时存在。

更重要的是，利益垄断和权力自肥之下，将会形成庞大的利益集团，并形成强大的改革阻力。使各种矛盾积累并致积重难返，改革和发展就会陷入停顿。要打破权力垄断与营私，就必须从强化权力约束入手。实现权力运行透明化，打破既得占有格局，已经容不得回避和忽视了。长沙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