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土地增值，农民未能获得足够补偿，一方面是征地者巧取豪夺，出价偏低；另一方面是村官吃拿卡要，中饱私囊，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对症下药。农民的脱乡入城是中国社会发展史中一次艰难而伟大的迁徙，如果拆迁补偿的问题解决不好，就会给整个迁徙过程带来大麻烦。

随着城市建设及国家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村官犯罪呈逐年高发态势。综观近几年村官犯罪案例，在经济较为发达和靠近城市的农村，犯罪主要集中在拆迁、征地和项目建设中。河北曲阳七里庄党支部书记刘会民自2001年担任村主任，10年间非法敛财达7100余万元。浙江永嘉县新桥村委会原主任余乾寿今年8月被指控受贿3399万余元，职务侵占199万余元。

大中型城市不断扩张，建工业开发区和大型商业中心都要征地，都要和耕地的使用者和宅基地的拥有者打交道。工业区管委会征地，或者地产开发商征地，都是一家机构面对分散的农户。农户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在面对切身利益时，也不会轻易就范。征地的一方要想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土地，要想比较顺利地与农民达成一致，通常都要寻求类似于“中间人”的说合者，这个说合者往往是村官。

村支书、村委会主任等村官在征地中充当说合者角色，这是由现行土地制度决定的。农村土地归村集体所有，征地者与村集体就征地进行谈判，实际上主要就是与村支书、村委会主任等村官谈判。村官对村民的性格秉性和家庭状况熟悉，又是手握村务大权、拥有一定权威的话事人，他们出面说合，村民们不说言听计从，起码也得给三分面子。正因为身处关键位置，村官就成了很多开发商竞相拉拢和收买的对象。另一方面，拆迁户也希望村官在谈判时为自己争取利益，也得给他“上供”。这样一来，村官吃了征地者的好处，再“笑纳”拆迁户的供奉，可谓又风光又实惠。像河北曲阳的刘会民不只拥有村官的权柄，手下还有一批能够对“胆敢”不听命者实施武力打压的爪牙，能说服的说服，说不服的打服。千万不要低估村官的能量，刘会民一手收受开发商的贿赂，一手贪污政府给的拆迁补偿款，10年时间里敛财7000余万元。而他组织的那支到处滋事和“平事”的队伍，也已经具备了黑社会的性质。

在另外一些地方，政府或者开发商在占地之后，会以安置房的形式对村民予以补偿，而安置房的分配大权也会落到村官手上。有的村官独掌大权，利用信息的不对等大肆侵占安置房。也有的村子是村官班子利益均沾，在安置房分配中集体多吃多占。村官都是村里的能人，又连通着上级领导，村民则是沉默的大多数，村官决定了的事，村民们很难提出反对意见，甚至压根就不知道其中猫腻。即使提了也未必管用，反而有可能遭到打击报复。像浙江永嘉县新桥村在安置房分配上，村委会主任余乾寿等人几乎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在共569套安置房分配中，前任村支部书记葛彩华家55套，支部委员林成龙家50套，支部委员胡佐永家24套，村委会主任余乾寿家13套，村委员唐福新家15套……

中国正处在加速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城乡结合部的土地使用性质普遍发生变更，一旦农业用地和宅基地转化为商业用地和工业用地，便会带来巨大的增值收益。作为靠种地为生的人，作为城镇化后不得不离开土地寻求新的谋生方式的人，农民理应获得征地带来的增值收益的主要部分，然而现实中并非如此。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近日表示，土地被征用以后，巨大的增值收益没有多少落入农民腰包，如果农民没有转移出去成为市民，就会造成大量失地农民，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即使进入城市的农民工的工资有所增加，但同工不同酬，而且很多人没有社保，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社会转型，土地增值，农民未能获得足够补偿，一方面是征地者巧取豪夺，出价偏低;另一方面是村官吃拿卡要，中饱私囊，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对症下药。农民的脱乡入城是中国社会发展史中一次艰难而伟大的迁徙，如果拆迁补偿的问题解决不好，就会给整个迁徙过程带来大麻烦。村官贪腐的频次和数额的增加是一个不良的信号，应该充分重视，尽快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