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中国人民大学纪委有关负责人证实，人大招生处处长蔡荣生在深圳海关被截获，并因招生问题被调查。此前有消息称，蔡荣生欲赴加拿大被截获，其已交代招生等问题涉案金额达数亿元。业内人士曾公开发文称，高校行政背景下的自主招生是毒瘤，“中国人民大学的自主招生肯定会出问题”。（11月27日《法制晚报》）

高等教育“阳光招生”以来，高招环节受招生规则、内部监管和外部监督等钳制，腐败频发现象已得到一定程度遏制，以至于很多民众都认为：目前的高考招生是相对公平的。但人大招生处处长蔡荣生以令人瞠目结舌的涉案金额，打破了公众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公平认识。其实，目前高招的统招环节漏洞不大，怪只怪畸形的自主招生潜藏着诸多“暗门”。

在国外运行得很顺利的自主招生制度，引入到我们这里就会出问题，不是自主招生本身的制度设计问题，而是我们的所谓“自主招生”实质是自主招生与集中录取制度嫁接的“畸形儿”。真正的自主招生是一种双向选择——一名考生可以申请并获得多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并在其中作出选择；大学则根据自身的办学定位和招生标准，从学术的角度对学生提出基本的学业要求。

但在我们畸形的自主招生框架下，不只没有改变集中录取制度的单向招生模式，自主招生还往往沦为抢生源和“掐尖”的工具。去年教育部曾发布招生十条禁令，其中包括严禁高等学校在录取工作结束前，以各种方式向考生违规承诺录取或签订“预录取协议”，或以“新生高额奖学金”“入校后重新选择专业”等承诺吸引生源。但一些高校却有令不止，既有抢生源的冲动做动力，也因为其中有太多权力寻租的机会。

此外，自主招生赋予了高校调配招生指标的权力。譬如在往年高招中，南京某高校在安徽某县对高分考生发放了7张盖有该校招生办公室公章的预录取通知书，但结果却是无一被录取。该校最终解释为，往年都会追加一些名额带走预录取的学生，当年已经追加30多个录取名额，不能再接收了。由此可以看出，签订预录取协议以及追加招生名额的随意性。

在自主招生的旗号下，一些高校并不是给考生创造了多元的录取机会，而是给抢生源设置了多元的可能，这种种可能的解释权却在高校的行政权力手中。因此，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高校在自主招生过程中自设的“暗门”越多，权力寻租的可能性越大。譬如签订预录取协议，譬如追加录取名额，这些既可以是正向的，也可以是权钱交易。

归根结底，并不是自主招生在我国就没有出路，而是我们的自主招生是行政权力主导下的“逼仄渠道”，所受到的权力钳制越多，暗箱操作和权力寻租的可能越大。人大招生处处长以巨额涉案，根本上是畸形的自主招生政策惹的祸。遏制这种招生高风险以及由此导致的高招不公，需要加快去除高校行政化的步伐，同时让自主招生如同统招一样形成规模，交由学术权利去规范地评判和筛选，在阳光下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