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界》杂志的调查显示，85.8%的医生表示，因担忧发生医患纠纷，他们在行医过程中为避免医疗风险和医疗诉讼，进行过防御性医疗。防御性医疗也称自卫性医疗或防卫性医疗，具体表现包括：从实际病情看没有必要的各种化验、检查，回避收治高危病人，回避高危病人手术及难度较大的特殊处置，带有推脱责任性质的转诊及会诊等。（4月20日《中国青年报》）

医患纠纷实行举证倒置的初衷，是为了防止医学技术壁垒，使得患者无法举证维权，但现实生活中却导致，一些医生为了免责，在医疗会诊里通过诊断程序以及技术措施，进行“选择性”规避，从而，有时候更倾向于次优的诊疗方案。

然而，趋利避害、明哲保身是常人心理，作为医疗损害法律诉讼的副产品，防御性医疗的出现，也是一种保全自身的“防卫”措施。一些时候，它甚至促使医生规范行医、改进服务质量。但是，防御性医疗现象一旦走向“防卫过当”，弊就远大于利了。一方面，不必要的化验、检查等过度医疗行为，即所谓积极防御性医疗，造成了医疗资源大量浪费和患者经济无端损失；另一方面，刻意回避高风险手术和其他治疗措施，可能让病患不能充分就医，丧失治疗甚至救命机会；此外，这也会更加剧医患间的互相设防心理和不信任感，使得本就紧张的医患关系雪上加霜。

有医疗就有风险，有风险就有规避，古今中外，防御性医疗现象一直存在，这是医疗行业特殊性所决定的，而不唯我国法律上的“举证责任倒置”之功。事实上，为了平衡“举证责任倒置”程序带来的权利失衡，2009年出台的《侵权责任法》从实体上规定了医疗过错责任制度，即存在过错行为才承担医疗责任，而不是单一的从程序上要求医方证明“我不是坏人”。但是，法律救济的善意，只能规范医患纠纷，寻求涉诉医患双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却不能根治防御性医疗之病。

有病就得治，要有效破解防御性医疗顽疴，并非旦夕之功，还须从提升医疗服务质量、构建医患和谐关系、建立医疗损害保险制度上建立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