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民航局发展计划司司长王长益披露，正在编制中的民航“十三五”发展规划将包括系统破解航班延误、空管保障等影响行业发展的关键问题，统筹运输航空与通用航空、传统业务与低成本等新兴业务发展，破解制约行业发展的体制机制矛盾。（据6月26日《京华时报》）

趋向常态化的航班延误，让国内机场弥漫着浓烈的“等待焦虑”。“延误属正常，准点是幸运”，这并不只是旅客的主观感受，“2014年我国航班正点率为68.37%”，中国民航局发布的数据，客观地反映了航班延误问题的严重存在。而随着“等待焦虑”的积压、发酵，近些年来，各种“候机楼暴力”频繁上演，机场秩序维护和公共安全保障，面临着更大挑战和更多压力。

此般局面的出现，与民航发展正在遭遇的瓶颈密切相关。随着经济发展和旅客需求旺盛，民航客货运输量迅速增加，飞机数量也在增长，虽然各地为满足运输量持续增长而在新建和扩建机场，但目前相对滞后的空管体制、空域分配以及使用规则，却很难满足发展要求，航班延误，就是这种制约性的直接体现。它也许与地面交通拥堵困境的产生逻辑类似，但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破解道路拥堵关键在于基础设施的扩容，而航路的疏通则关键在于空管体制机制的变革。

因此，面对这种体制机制性矛盾，无论是从行业的健康持续发展考量，还是为旅客利益着想，都到了应该寻求破解之道的时候了。提出“系统”解决的方向，算是找对了路径，毕竟显性的航班延误，正是隐性的体制机制弊端所致。无法正视体制机制弊端并进行改革，意味着民航与民意间的纠缠将持续陷入胶着状态，机场里的“等待焦虑”，也难以缓解和释放。

而从编制规划的方向来看，更多地还是体现在对行业发展的谋划和布局。尽管舆论将目光聚焦于民众利益密切相关的航班延误，但最终亮相的发展规划，会不会将航班延误的关键性问题作为重要的突破口、着力点，还需拭目以待。作为饱受民意诟病、久拖不决的民生问题，社会公众对于航班延误问题的解决，也陷入了“等待焦虑”。而在系统性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能否体现对航班延误的针对性，检验着规划的诚意，以及对民意和民生的态度。

规划愿景要实现，无可避免地要历经艰难的博弈。尤其是破解体制机制性难题，更是要有“啃硬骨头”的改革勇气和“壮士断腕”的决心。但在规划着陆过程中，民众却更愿意看到一些切实的行动和切身的改变：比如旅客知情权得到更好的尊重和保障，“流量控制”、“航空管制”这些解释应该被摒弃，清晰的解答和具体的表述才能消解延误旅客的怨愤；比如延误责任的界定规则和延误赔偿的标准应该明确，免得乘客及其权益陷入迷雾当中；比如说服务可以更周到一些，有利于缓解矛盾冲突，避免“机场暴力”的频繁出现……民众关心航班延误问题能从规划的技术层面得到破解，但更关心现实的境遇能否在改革启动后得到即时改变。

航班延误，让旅客陷入“等待焦虑”；而对航班延误问题久拖不决，则让公众对民航改革陷入“等待焦虑”。正在编制的中国民航“十三五”发展规划，有意解决这个民生难题，让人充满期待，尤其是时间表的明确，仿佛让人看到航班延误问题的解决不再遥遥无期。不过，从编制发展规划，到发展规划的正式出台，以及发展规划能否最终系统破解体制机制弊端，进而根本上解决航班延误问题，在迫切的现实环境下，依然考验着民众的耐心。